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基层执法能力建设 。

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依法治藏是全面依法治国在西藏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要求。

西藏各族干部要提升法治素养、增强法治意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西藏工作必须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依法治藏和边疆治理的关系。要加快推进科学立法，完善依法治藏制度体系，地方人大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实践证明，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西藏今天的繁荣发展。

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西藏 。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实际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第4条还设置了按件计收的标准，规定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累计申请10件以下的不收费，以上的累进收费。

诚然，2019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确实没有明文要求集体土地征收人公布分户的补偿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相比国有土地被征收人，集体土地被征收人在知情权方面就天然矮一头。可见，李寿国原本就是被征收人，街道办依法应主动向其公开其他被征收人的补偿信息，不公开本已是错，变相拒绝其公开申请更是错上加错。第29条第1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因此，政府负有在被征收人范围内公开分户补偿信息的法律义务殆无疑义。

这意味着个人隐私并非拒绝公开坚不可破的挡箭牌，而需要与公开促进的公共利益相权衡。这显然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费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甚至会带来以收费拒公开的系统性风险，不可不察。

有学者之所以得出双方都有理的结论，原因是认为对于是否应该公开全体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议之类的具体事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构成无可避免的法律灰色地带，双方有了不同理解，而且两种理解都对。回顾数十年来因征拆引起的恶性事件，反倒是不公开邻里所获补偿更容易引发群众对补偿不公的怀疑乃至愤怒。但问题是，法律灰色地带的确随处可见，但法律人本职工作就在于从灰色中寻出光明来，否则和稀泥便是既然仅属于社会团体而非国家公权机关，演出行业协会就并非适格的处罚设定主体。

但李云迪在被行政处罚后能否再从事演艺事业，制作唱片、发行专辑、甚至公开举行演奏会，却不属于可由公众凭借自身的主观好恶就能决断的事项，而应诉诸法律去寻求答案。既然其损益效果比警告、罚款、暂扣或吊销许可更严重，行业禁入的设定也理应由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做出，而不能委于层级较低的行政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上文述及行业禁入涉及的主要是当事人的职业自由，而此类处罚的设定目的又在于对行为人可能利用职业再犯予以特别预防。例如，德国宪法就认可艺术自由具有少数人特质，不能交由一般大众意见处置，也因此将其归入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其目的就是避免公众借由所谓的道德法则对艺术自由予以捆绑与侵蚀。

进入专题： 劣迹艺人 行业禁入 。其功能并非无限度地提升每个个体的道德水平，而只是维护共同体在符合基本道德法则的基础上有效运行。

一如《狩猎》这部影片所提醒我们的，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站在阳光下狩猎，我们无处逃遁。从扼腕叹息到厉声谴责，再到后期开始有学者和专业人士质疑——将李嫖娼的行为公之于众，似乎有违《行政处罚法》中有关处罚公开的规定，属于对李个人隐私的侵犯。

既然攸关个人权益的限制和剥夺，对行业禁入的设定就应该尽可能地客观审慎。在其官网上，该协会的属性被介绍为是由文化部主管，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是演出经营主体和演出从业人员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四 演出行业协会对演艺人员的劣迹行为施以终身禁业的严苛处罚，背后原因还有对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但对演艺人员设定过高的道德要求，又通过惩戒威慑而将此道德要求转化为德艺双馨职业要求，是否妥当同样值得探究。倘行为人嗣后因已自省自新，而得重返教职，继续贡献所学，对受教学生与整体社会而言，实不失为体现教育真谛之典范。通过规定行政拘留和罚款，法律已经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了相应惩戒，此时再追加其他处罚，就需要对所追求的目的和影响的法益予以仔细权衡。

大概也是基于这一原因，该《办法》第15条在规定对劣迹艺人的行业抵制时，使用的语词表述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根据道德建设委员会的评议结果，监督引导会员单位在行业范围内实施包括行业抵制在内的惩戒措施。此外，无论是刑法还是行政法在设置行业禁入时，都应同时考虑另一项重要价值，即此项制度的设置和实施是否会对违法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造成严重障碍。

而一般预防，则是通过对违法主体的惩戒，对其他公民产生威慑作用，以减少未来此类违法行为的发生可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在评议教师如有行为不检有损师道的而不得再从事教职案是否违法时，曾做出过如下裁断，表达的是同样的观点，限制行为不检的老师终身不得再任教职，不吝完全扼杀其改正之机会，对其人格发展之影响甚剧。

嫖娼从其行为属性来看，属于行政违法而非犯罪。法条间的龃龉其实凸显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向社会发出的抵制呼吁，其法律属性究竟是什么？如上文所述，无论是从行业禁入的法律属性以及法律所要求的设定依据，还是从演出行业协会的社会团体属性而言，其向会员单位和个人发出的行业抵制都更应被理解为行业指导，而非行政命令，是否遵从此抵制呼吁也取决于各会员单位和个人。

他的行为触犯法律需要惩罚，但因此就对他彻底污名，否认他所有的艺术成就以及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样属于对个人简单粗暴的道德鞭挞。除处罚法定外，过罚相当同样是行政处罚的核心原则，其要求处罚的实施应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而不能过度处罚，否则就会因为违反手段和目的的均衡性而对个人权利造成过度侵害。如果说禁止违法违纪的证券从业者再从事证券活动或是出任某类职位，是为了维护证券秩序的话，那么，对于演艺人员的行业禁入，则是基于公序良俗、行业形象和文化秩序的考虑。但其未来是否还能继续从事演艺事业，既然没有明确的、适格的法律禁令，就应交由市场或观众来判断，演出行业协会在此发挥的也只是引导作用。

在职业自由上附着的还有个人借由职业能够获得财产收益和行业声誉。各国对此问题的立场同样存在差异。

照其规定，在演出行业协会发出抵制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各会员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邀请、组织处于联合抵制期内的演艺人员参与演出行业各类活动，也不得为其提供其他宣传、推介等便利。大众对明星的评价，只要不是散布他人隐私、攻击他人人身、诋毁他人人格，就都属于言论自由保障的范畴。

其实，任何事件发生，人群都会有撕裂的意见，这一点并不稀奇。回到案件中所涉及的设定行业禁入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

据此，如果被施以行业禁入的处罚，除职业自由外，行为人被限制和剥夺的权利还包含财产权和名誉权等其他权益。但从其本质特征来看，行业禁入又的确是限制和剥夺当事人从事某种行为资格与能力的惩戒行为，属于行政处罚中的资格罚。如果将法律转化为对道德的至高要求，其最终导致的就可能是法律本身的虚无。但接下来的第16条在规定上又与15条存在抵牾。

艺人因其明星光环会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示范效应。因此，在法益权衡的天平一端是作为当事人基本权利的职业自由。

是否过罚相当也要在公益保护的重要性和权利侵害的严重性之间获得检验。其二是演艺人员的艺术自由能否豁免道德要求的问题。

其实但凡是理性成熟的个体，都会理解和觉察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也会适度宽容演艺人员在光鲜亮丽的舞台形象之后，同样会有软弱、虚荣甚至是幽暗的一面。与刑罚一样，行政处罚兼具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的功能。